三妃墩原址在今国庆路农行西邻南部,根据《县志》记载:原在城外(指第一次唐尉迟恭所建的土城南界即今国庆路)城河中,原有三墩,为水荡平两墩(有说只有一墩)后则留唯一如“高桩馒头”那样的土墩,耸立在水中,上有一挺干直拔的榆树。根据《县志》分析“为水荡平两墩”一定很低小,独留这高大大墩,则或为“主妃”,两个小墩并列南面如随侍状,则说明面向西北,采取魂归故乡­——开封之意。

    南面是一条东西堤埂,埂南又是一个较大水塘,埂身西段有一砖砌方拱形直径约五十公分小涵洞,以沟通两塘水系。常见流向南的水中夹有花瓣,附近又无桃花,相传系三妃哭泣的泪水所致,因名“泣红洞”,俗称“桃花洞”。三妃墩紧邻西面,半隔直对里仁巷的药王庙西,就是延佑观。

    延佑观俗称“大观”,遗址在今飞凤路西侧近鼓楼南路一段,即今前中心小学。建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为泰兴最古庙观之一。坐北面南,面横一条东西大巷名“观前巷”,即今之飞凤路自农行后门至鼓楼南路一段。大门是一三间堂屋,东西紧连围墙,正中一间门槛约有五六十公分高,有插隙以供上下,槛外左右各按一大石鼓,两扇各宽约一米多的大门,门顶额正中悬一长方红底大金字——“延佑观”匾额,字体近楷而略带行,观字左半“雚”与另两个半字,明显看出截然两人手迹,没有上下款,不知何人手笔。堂屋内驻有“轿行”,进出均由东首上拱下长方小院门。内即一南北约四五十米,东西三四十米的大庭院,零星点缀几株高大的古柏树,颇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座北面南是一五楹开间画栋雕梁,飞檐叠顶宫殿式的真武大殿。石阶下两颗千几百年树龄的大白果树,腰围足有双人合抱。大殿檐高约四五米,殿内俱是一人合抱的漆有朱红的楠木柱,由于年深月久已变成暗褐色。面南神台上坐着一尊高几乎达屋顶的真武大帝,金身塑像,道服天师簪,五绺长须,随风飘扬。由于年久失修,约在公元1934年,我七八岁去瞻仰时,大帝两旁的龟蛇二将神塑,灰尘覆满,看不出狰狞的形体。殿内犹残存着架鼓吊钟,被居民流浪户用芦苇东隔一块,西围一户地杂居有十多家。尤其甚者,各户均以砖坯堆砌土灶,各行烧煮,把座神殿糟蹋得漆黑一团,分不出砖木。最后于1942年敌伪时期被伪十九师长蔡鑫元全部拆去,改建成“私立延令中学”。大门上那块《延佑观》匾原收藏在学校办公室内,经过变迁不知去向。

    这块《延佑观》匾,泰兴民间盛传是岳飞手迹。问及“观字”为何两人手迹,解说当岳飞写到“观”字一半时,报说金兵大举入侵,来不及写完即掷笔上阵,奔赴柴墟(即口岸)御敌。此后再也未来泰兴,由后人补上,我觉得大有疑问。

    1、“延佑观”三字,从字义上说,决不是一个臣子的口吻,尤其是岳飞这样愚忠的人,更不会有这僭越行为,而是皇帝的口吻。如岳飞奉诏代书,一定上款“敕赐”下款“臣某”敬书,如现存金山顶碑亭中《江天一览》那样。原系康熙皇帝临览时的口语。经曾国荃书写勒石。且字体必须笔笔真而和匾上行中有草,这与岳飞现在泰州市博物馆《还我河山》遗墨完全两样。

    2、《光绪县志》记载,绍兴廿一年(公元1151年)敕赐《延佑观》这岳飞遇害于绍兴十一年腊月廿九日除夕。(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已死后十多年。如说《延佑观》是岳飞生前遗言,而皇帝据以敕诏的则更不可能。在君主时代却有一种铁的法律只有臣下因袭皇帝的话,决不可能皇帝来因袭臣下的话。即使当时宋高宗有这个意图,也会遭庭议谏阻,因为那时岳飞尚未“平反昭雪”。

    根据以上论点,《延佑观》决不是岳飞手迹。如此究系何人手迹?可肯定地说是宋高宗赵构本人。有以下几点根据。

    1、绍兴廿一年敕赐《延佑观》时,宋高宗人在临安(今杭州)那时没有电报及传真,全凭文书传递,必得有人书写传谕。发臣下遵谕书写,那一定要上款“敕赐”下具“臣某”敬书,否则就是欺君僭越。如康熙在杭州灵隐寺亲书《云林禅寺》就没有上下款,因为系康熙本人书写。到了乾隆他就下款自书“御笔”两字。

    2、1982年《参考消息》报道:国民党由大陆携往台湾的墨宝有宋高宗的真迹,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天纵其能,无不造妙”,《玉海》称:“诏书亲札,文章奎华超古冠今。”(摘自1988年8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书法知识手册》278页)

    由此说《延佑观》是宋高宗本人手书,似乎近理。

    可是《延佑观》中“观”字一半“雚”又出自何人手迹,泰兴民间传说有二:

    其一,当初岳飞书写至“观”字一半,即掷笔上阵,留下一半“雚”由后来同治年间由书法家优贡朱铭盘补上,上面已经否认不是岳飞手迹,不用再加论证,只须一点说明这一传说不存在。岳飞是一书法名家,他怎好先写“观”的一半“见”字?

    其二、当年递役由临安来泰兴,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路中不知要经过几天,且又非军事急务之事,因此传递人员也就不那么急于赶路,路中必然受了潮。或是来泰兴后,地方官也未认真查阅,收下后即交延佑观老道保管。也可能老道保管不善,漏水沾糊,待拿出做匾时,才发觉出了问题,任他再怎么辩白,也不能推卸责任,道士是一个书法名家,便私自添上。那时是一个“杀头”的事,且又识得御笔的人不多,也就“闷声大发财”不让外人知道,这一补笔的老道名字也就失传了。

    当时也解说独坏“观”字左半的理由:因为古时横排字,都是自右向左,卷时也是右里左外则“观”字一半“雚”必然是首当其冲了。再次,古时没有现在那样放大仪器,多大就是多大,面积一大更难保管了。我乍听也感觉不错,仔细一想还不合逻辑。

    传递人员对于诏敕圣谕,尤其高度重视,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一般都以茅竹简,或金属筒(称“邮筒”)藏好,外再用黄油布包好,横扎在肩腰间,决不可能受潮浸湿,因此,决不是路途中的问题。来泰兴后地方官也一定要郑重其事地“焚香拜读”,不会得有问题,不为发现。至于说老道保管不善的方面,尤其不可能。任你书法大家划补高手决不可能弥补得天衣无缝,如深思熟虑地思考一下,这问题很大可能出自宫内。

    有人说,大凡书法名家写东西决不是一气呵成。如传说王羲之写《雁门关》“雁”与“门”却相隔一段很长时间,因为“墨宝不轻留”如让他发觉所书有所指他就绝对不写。且又要逢他高兴,不高兴时仅书一半即掷笔不顾。因而《雁门关》的“关”字只书了一个外廓“门”再也不肯写了,只好由后人补上,更何况是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呢?再次这又不是当务之急排上议事日程,迟早不要紧的。也或许是他写好“延佑”两个字后,有什么事搁笔,分身处理,久之也就忘去了。他的嗣子赵慎(即后来的宋孝宗)也是一个书法家,《书法知识手册》中也有介绍(见279)。在受命付邮时发觉“观”字未写,高宗即授谕其子写成,自己立在旁看着,忽想到笔迹不同,即命缀笔仍由自己把“见”字写成。

    这一传说和推敲尚合符逻辑。

    由以上这一系列事实和引证却引出一个问题:宋高宗是否来过泰兴?由以下几点引证来回答:来过泰兴。就“驻跸”于延佑观,并且还住了几天。

    1、宋高宗赵构自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至绍兴初年(公元1131)年所经过的地方很多,唯独敕封泰兴城隍为“忠佑伯”这是区别各地城隍之处。再由“忠佑”两字看来必与救驾之功有关。

    2、绍兴廿一年,赵构已做了廿四年皇帝,当时他在杭州,在日理万机之际还想到泰兴的大观,立即赐“延佑观”,他如没有来过泰兴或是虽来过泰兴,而是一路而过,焉能知道泰兴有个大观而赐“延佑观”?这“延佑观”两字就说明延令村庇佑他做皇帝中兴之意,又与“救驾”有关。

    3、根据明人程泰象《妃子墓》诗中说明,“三妃墩即南渡时宫中三妃合葬墓”,而三妃墩就在延佑观东,则就与传说宋高宗驻跸延佑观相吻合。原来宋高宗逃离开封后,臣下护驾至商邱(北宋以商邱为南京,不是金陵,《岳传》作者搞错了。)称帝,不久又为金人攻破,即携着妃嫔南下,途中躲避金兵迂回周旋来到泰兴。那时泰兴金兵刚过,泰兴城中破坏烧掠一空,延佑观在城外(今之国庆路即南城河)幸免于兵灾,容得宋高宗暂时“蹲身”。其中随行有三个妃子由于途中饥寒惊恐来泰后死了草草葬于延佑观东,又怕金兵复至便合葬于水中。后各路的兵马,将赵构迎去金陵(这才是江苏南京),留岳飞为通泰使泰州知州驻泰兴及口岸。因此程诗中有:“魂应追帝辇,葬或旧时衣”。如果宋高宗没有来过泰兴,先三妃而走了,诗中就用之不当。三妃还不知皇帝下落应用“觅”字,用“追”字肯定已知皇帝自同一所在先走了,而后她们有去向地后“追”。

    有以上三点论证可以说宋高宗赵构来过泰兴,并且在泰兴延佑观驻了一个时期,然则历代《县志》上没有这节记载,下面来回答。

    清朝统治者爱新觉罗是金的后裔,所以,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国时就公开国号“后金天命元年”。到了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位时称“后金天聪元年”。后即想到他们的祖先在宋朝时给汉人犯下弥天大罪,在汉人思想中留下恶劣的印象,至今心有余悸地仇视他们。因此,于明毅宗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清”,年号清崇德元年。所以凡是牵及到他祖上留给汉人灾害的史实,均避而不谈。可还掩没未尽间有露出蛛丝马迹,如《光绪县志》记“绍兴廿一年敕赐延佑观”一条,这抑或参于修《县志》的汉人故意留下给后人探索的“痕迹”吧。